2026年春天，黄鱼家门口花园的茶梅照例开出了玫红色的花西藏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这是父亲最早移来的“居民”，同时种下的还有一株含笑，它俩长势最好。
2008年，父亲确诊前列腺癌。大约半年前，黄鱼携妻女、父母搬入新居。门前有一块可供住户改造的草坪，他迟迟没有动工。但父亲病了，预期只能存活五年，这让改造草坪的计划变得有些迫不及待。黄鱼打算与病中的父亲一起，赶紧“把草皮弄一弄，弄得像个花园”。
郑州炒股配资花园承载了黄鱼的想象，是理想生活的现实图景。父亲学过木匠，后来又成了一名机床工人，“花园”在他的语境中是陌生的事物。对父亲来说，造花园不过是在地里种几棵树而已。
父亲生病后，一棵树种下去，牵连出另一层含义：几年之后，这棵树长成枝繁叶茂的样子，父亲未必还能看见。父子俩一起种树，将来可能只有儿子在树下走动。
在花园修建的过程中，父子之间的矛盾持续出现。修建前是否应按传统请风水先生来看一看？用来垫脚的石块，尖角是否应该避开某个方向？紫薇的枝条如何修剪？……这是父子之间长期角力的延续，就像在搬入新居不久，父亲早早地在门前的草坪上种下了从老家移过来的一株茶梅、一株含笑，类似于“宣誓主权”。
黄鱼需要为父亲觅得一处墓地，也叫“阴宅”。在此之前，他们刚换了新的住处，即“阳宅”。花园成了阳宅与阴宅之间的过渡场所。“人通过空间、方位、样式和景观，去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永恒的想象。”黄鱼说。对他来说，装修新居透露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建造花园则似乎是在刻意营造一种幻境，而置办墓地寄托着人对身后安顿的想象。这三件事交杂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建了父子的关系。
▲花园一角，盛开的花 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去世距今已经13年，花园成了这个家庭安放记忆之处。在清明、冬至这样的家庭祭祀时节，家人们会在家门口礼拜，请逝世的父亲回家团聚。会把点燃的香蜡插在父亲当年栽下的茶梅、含笑脚下，那是父亲留下的路标，他将循着这个记号回家来。也因此，黄鱼不再轻易改造花园，也很难搬离这所房子。他形容这是一种“安土重迁”。这里已经成为家庭的图腾。
黄鱼将建造花园、送父亲离开的时光写成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于2026年4月出版。学者、作家黄灯评价，黄鱼在作品中“展开了对生死疲劳中的自我及父亲深邃而复杂的理性审视”，“其传统父子角色与传统伦理边缘之外的延展性思考，充分彰显了作者个人化思想的成色。”
黄鱼认为，花园一方面是追忆和怀念，另一方面是建筑的长久与人的衰老、疾病、死亡之间的对照。他将之形容为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父子俩都在花园里寻找出路，但未必能走到一起，也未必能想到一起。他在一个不断变化、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处理最具体、最私人的事情，比如死亡，比如亲情，比如告别。
这座花园常常让黄鱼想起博尔赫斯的《雨》。在这首诗中，雨落在耳际，落在庭院，落在窗上。在那首诗的末尾，潮湿的暮色带来一个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黄鱼的对话。
▲花园中的小道 图/受访者提供
“礼行如仪”与“无所适从”
南方人物周刊：父子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你和父亲身上具体的呈现是什么？
黄鱼：我们有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观点和思想。中国传统叙事中是“父慈子孝”；弗洛伊德有“弑父”这样的表达；在卡夫卡的《判决》中，父亲对儿子说“你去死”，儿子就真的去死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来自革命叙事——很多革命故事都是从儿子反抗父亲、走出封建家庭开始的。一代人要奔向一个崭新的未来，那是理想的彼岸。它隐含着一个前提：要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告别。
我学社会学时，会觉得我们应该走向现代、告别传统。但这些观念一旦落到具体的家庭事务中，就会与现实冲突。按照传统做是一种逻辑，按照现代观念做又是另一种逻辑。怎么处理父亲的疾病？怎么为他找墓地？怎么办丧事？我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安放内心，甚至连一个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观念，也许反而可以简单地按照“二十四孝”去做，那至少有一种确定性。但在现实中不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人，你接受过各种思想观念，不可能再完全回到那种叙事中。我想呈现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它不是考试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给你评分。最终只能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这是唯一的、不可重来的事情——我只有一个父亲，他没了就没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隔几章就会有一些自我反思。现在父亲已经离开13年了，你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怎么样？你说自己心中有杆秤，经历了这一遭，当年你的苦闷、矛盾、无所适从得到纾解了吗？
黄鱼：这个问题我会比较警觉。因为一旦这样想，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往“自我期许”的方向靠，倾向于把自己变成“做得对”的那种人。那样一来，又会回到“父慈子孝”的传统叙事：父亲值得你去做，你也尽力去做了，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圆满的故事。
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中，有儒家、道家、佛家，也有西方的思想体系，各种理念混在一起。但面对至亲的疾病和死亡，内心到底该有什么反应、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事务，没有一套清晰、朴实的方法论和路径。
如果是独生子，这种体验会更强烈。父亲一旦生病，儿子会突然成为那个必须站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人。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戚、邻居都在看儿子怎么做。虽然内心很彷徨、很疑惑，但他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上会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去做，相当于取了一个公约数，我们说“行礼如仪”。这在传统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殡葬改革之前，还在实行土葬的时候，盖棺前需要由舅舅来做中间人，看逝者的头是否居于正中。按传统的说法，逝者的头如果有偏向，他的福荫也会有偏向。所以一定要有那么一位权威人士来把关，确保不偏不倚。
从事务层面来说，很多百般纠结的事情会随着父亲的离去突然解决。比如我原来担心他到底应该在哪儿离开，是在医院、在家里，还是回老家“归中堂”？这些原本一直纠结的问题，都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尘埃落定。
但内心层面的那些问题，父子之间的情感、困境、联结……不会随着事情结束就消失。中国的父子关系在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感连接是合适的？这种关系何去何从？当我们“行礼如仪”的时候，真实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否做到表里如一？我们的真实情感是否具有现代性？这里面其实问题丛生。
所以从父子关系来说，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角色你无法回避。但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内心的情感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
▲黄鱼 图/受访者提供
死亡教育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难得的死亡教育对一个人影响巨大而深远。
黄鱼：我们接受的教育其实都在教一个人怎么奔向中年，走向一个更强盛的生命阶段。所有的准备都是面向这一阶段的。但从生命的强盛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一部分，其实是缺失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父亲很难交流，交流的前提是有一套共同的思想体系。比如过去，大臣给皇帝写奏折、皇帝批奏折，他们背后有一整套共同的儒家思想体系，有一套可以交流的“密码”。
但在“死亡”这个问题上，父子之间、两代人之间，没有。
元股证券:ygzq.hk在宗教环境里，面对亲人的离去有一整套方法和话语，有安慰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这套体系来交流。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没有，很多时候就变成不说反而最安全，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用什么去说。
我们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是很明显的——生活方式、交通……但在态度、情感、信仰这些层面没有完成。现在主导的是科学理性，但有些问题在这个层面无法解决。康德有一个观点是“要给‘上帝’留一个位置，不能把一切都交给科学”。科学需要的是“可证明”，但有些东西无法被证明。
南方人物周刊：父亲离开后，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处理内心的情绪？
黄鱼：分阶段完成。
我在父亲还没去世时就梦到他离开。等到事情真的发生时，反而有一种“经历过”的感觉。父亲去世后，我在梦里见到他，那也是一种释放。
还有一种是写下来。有一次我要给朋友回邮件，写到“我父亲去世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从来不曾用键盘把这件事敲下来。
所以情绪的释放分场域，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用不同方式一点一点完成。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二十四孝”、“父慈子孝”，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在走向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这两者是对立的吗？
黄鱼：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比如“二十四孝”，在传统社会中，它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放到今天，用心理学或者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其中有些故事会显得反人性。它到底是对还是错？
从更长时间的维度看，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在具体的时间、文化中，它又是有对错的。比如今天提倡树葬、海葬，海葬把骨灰撒向大海，在传统中就是大逆不道。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对错，而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像我们这一代人，同时接受了几套东西：传统的、外来的、科学的、理性的。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当你祛魅后，怎么重新赋予一件事情严肃性、意义和价值？
比如丧葬中的一些细节，你会觉得它们带有黑色幽默，因为它们原来的神圣性已经消失了。但在操作层面，你又必须依赖这些传统——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让事情可以顺利完成。
这也是我在序言中说的“信与不信”。“信”是一种赋魅，“不信”是一种祛魅。人需要通过相信来获得确定性，让内心安定，让情感有一个安放方式。一旦原来那套东西被怀疑，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会失效。
但人不可能一直处在不确定中，所以会本能地寻找新的确定性。比如我会把某位医生当成说一不二的人，不去质疑，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也是一种重新建立的“相信”。
表面上你在遵从传统，但内心未必相信它。这就是“信与不信”的矛盾。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矛盾会影响你跟父亲、你跟下一代的关系吗？
黄鱼：代际关系一直在变化。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都变了，但我们的底层其实是一样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是说，我们与父辈有同样的基因。同时，人面对世界有一种最基本的“条件反射”，我们在父辈建立的原生环境中长出自己的反应方式。“习相远”指外部环境，比如教育方式、潮流、遇到的人，这些变化可能掩盖了“性相近”的部分。基因、原生环境让我们与父辈在底层相似，但时代、教育、环境又让我们看起来不同。
如果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童年，父亲是榜样；青年，父亲是反抗的对象；中年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这个过程我的体会特别深，很多性格、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这不只是父子关系的探讨，还关乎一个更大的命题：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成为“现代人”？这是一个过程，是我们正在奔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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